这声音是从村口的老槐树上传下来的,树上绑着一个裹了红布的大喇叭，风吹日晒，红布褪成了灰粉色，喇叭口却依旧黑洞洞地张着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巨口，每日清晨七点，傍晚六点，它便准时醒来，发出一种被电流扭曲后特有的、沙哑而威严的声音。

“全体村民注意喽——疫情严重，不要乱跑——戴口罩，勤洗手——不准扎堆，不准办酒——”

声音是粗糙的,甚至有些刺耳，毫无美感可言，它不管你是否还在睡梦中，也不管你是否在烦忧，它只是蛮横地、一遍又一遍地，将那些关乎性命的规定，夯进每个人的耳朵里，村东头的二婶说，她正在院里喂鸡，那声音猛地一响，惊得老母鸡都把蛋下歪了；村西的小娃子们，起初觉得新奇，学着那腔调怪叫，被大人一声呵斥，便也噤了声，只睁着乌溜溜的眼睛，望着那棵老槐树。

这不由让我想起,在没有大喇叭的年月里，村庄传递消息，靠的是另一种“声音”，那是更夫的梆子，一声声，由远及近，缓慢而富有节奏；或是谁家有了红白喜事，那悠扬的唢呐声，喜也透彻，悲也苍凉，那些声音，是与土地、与生活长在一起的，有温度，有感情，而眼前这大喇叭的声音，却像一道冰冷的铁箍，不由分说，将整个村庄紧紧箍住，提醒着人们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正潜伏在外。

日子久了,一种奇异的依赖感，竟从这粗糙中生发出来。

那是一个雾锁重楼的深秋清晨,大喇叭没有如常响起，村庄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、令人心慌的寂静里，没有了那“喂——喂——”的序曲，没有了那沙哑的训诫，连空气都仿佛失去了主心骨，变得飘忽不定，人们纷纷推开院门，互相探问，脸上写满了不安，是福生伯病了？还是喇叭坏了？抑或是……疫情有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？那一刻，大家才蓦然发觉，那令人厌烦的噪音，早已成了生活里一个沉甸甸的、关乎秩序的锚，它的缺席，比它的存在更让人恐惧。

后来才知道,只是线路被风刮断了，当下午维修好后，那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时，我分明看见，许多人脸上露出了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，二婶继续不慌不忙地撒着谷子，小娃子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追逐嬉闹，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，但一切又似乎不同了。

我忽然懂得了这大喇叭,它那毫无修饰的嘶吼，是这片土地在非常时期最本能的求生，它不讲修辞，不顾及情面，因为它承载的，是最朴素的愿望——活下去，它用最直接的方式，将散落的个体联结成一个共度时艰的整体，那声音里，有不容置疑的权威，也有一种笨拙的、沉甸甸的守护。

疫情早已散去,村口的老槐树依然郁郁葱葱，那只大喇叭也沉寂许久，红布彻底褪成了灰白，偶尔有鸟雀落在上面，啾啾几声，更显得四下安宁。

但我总会想起那些被它声音笼罩的日子,我想，许多年后，当后人翻阅这段历史，那些精准的数据、感人的事迹或许会被铭记，对于亲身经历过那场磨砺的我们这一代人而言，记忆的底片上，一定会反复回响起这样一个声音——粗糙，沙哑，带着焦急的乡音，却又无比坚韧地，穿透惶惑的岁月，成为一个时代无法复制的、震耳欲聋的注脚。